贊寧：紫袍高僧王法為本

　　贊寧（九一九 — 一○○一年），俗姓高，湖州德清（今屬於浙江）人，為宋代律宗高僧，佛教史學家。贊寧大師自幼出家，學習南山律部，他博通三藏，又兼學儒道兩家，且極善文辭，喜歡與人辯論。他奉詔所編著的《宋高僧傳》依照梁、唐《高僧傳》之體例，收錄了從劉宋至宋初共十朝高僧正傳計有五百三十一人，附傳一百二十五人。在這部《宋高僧傳》中，搜集引用的材料十分廣泛且史料考據都相當嚴謹，刻畫傳神，文筆生動。此書一經完成，宋太宗便親自嘉獎，贊寧也因此而被朝野上下所敬佩，之後他又擔任了左、右街僧錄，這是當時最為高級的僧官。

　　博聞強識、善做辯詞的贊寧在據說當時極受士大夫們的禮遇，幾乎沒人能夠在辯論中駁倒他。歐陽修在《歸田錄》中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某天，宋太宗在相國寺內焚香禮佛，他問贊寧是否應該跪下向佛行禮。贊寧回答說：「陛下焚香就可以了，不必下拜。您現在就是佛，沒必要再去跪拜過去之佛。」宋太宗聽後自然是欣喜異常，以後凡是帝王來到寺院裡焚香禮佛，都不必下跪禮拜，這便成為了一種定制。

　　這也許只是一個歷史故事，未必帶有多少真實性，但卻可以看出贊寧在當時的地位和所受到的崇敬。

　　贊寧大師的主要佛學思想是「王法為本」和「崇儒為佛事」。宋初年間，儘管士人對待佛教的態度有所緩和，但是尚有一些士大夫對於佛教還是持一種懷疑、輕視的態度。宋初尊儒抑佛之思想的氛圍還是比較濃厚的，贊寧作為佛門弟子，又兼通儒道二家的學說，自然不會聽憑一些排佛士大夫對佛教所做的批評。可是佛教如果要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穩住腳跟並有所發展，僅憑高僧們寫出幾部著述是不能辦到的。於是贊寧認為，如若要使佛法長久發展下去，就必須順應王法，這也是為紫袍高僧了能在當時士大夫排佛的環境下給佛教尋求一立足之地。而贊寧之「現世佛不拜過去佛」的說法，也可看做是順應帝王心意、有意依靠帝王扶持而做出的表示。

　　為了能夠給佛教的發展減少阻力，贊寧又提出「崇儒為佛事」的說法，把儒教的地位放在佛教之中，這其中有明顯的三教調和傾向。可這也是在當時的那種政治環境和社會壓力下的一種權宜之策，也是一種護教的行為。贊寧大師的佛儒互融、三教調和的理論乃是開了後世三教相融合思想的先河，此後智圓的《閒居編》、契嵩《輔教編》以及後世高僧在各自論著中所主張的三教融合思想，可以說是從贊寧這裡發端的。不過，儒釋道三教融合是思想文化發展的趨勢之所在，而佛教在與儒教互相碰撞、互相吸收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錯雜關係。佛教的慈悲濟世、利益群生的菩薩情懷與儒家胸懷天下、入世治世的精神相互融合，在潛移默化中共同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樞部分。

　　贊寧大師倡言三教一致，融匯儒釋兩家，是一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也許三教融合的理論並非贊寧首創，但贊寧在宋初排佛的環境下依然對佛教的發展有所推動，不能不說是因為「以王法為本」「崇儒為佛事」的提出而獲得當朝帝王的支持，才使得佛教在當時的夾縫中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贊寧大師除了《宋高僧傳》之外，還著有《大宋僧史略》、《鷲嶺聖賢錄》、《外學集》、《內典集》等書。由於他言辭縱橫而頗擅辯論，當時被人稱為「律虎」。吳越王錢俶十分仰慕其風采、才學，賜號「明義宗文大師」；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贊寧隨同錢俶入朝，被宋太宗賜予紫袍以及「通惠大師」的法號。贊寧圓寂後，被葬於錢塘龍井塢。宋徽宗時追加諡號為「圓明大師」。

　　孤山智圓法師在《經通慧僧錄影堂》一詩中表達了對贊寧的追思，讀來令人頗為動情：「寂爾歸真界，人間化已成；兩朝欽至業，四海仰高名。舊跡尚存在，遺編滿京城；徘徊想前事，庭樹跪鴉鳴。」

　　以詩論體聞名的北宋詩人王禹偁，對於佛教從不持任何好感，但是對於贊寧大師卻崇敬有加，經常以弟子的身份拜謁他。在王禹偁的《小畜集》中就記載有他向贊寧呈送詩詞的事情。于此也可看出贊寧大師在當時的地位和影響力。

擷取自「高僧說什麼」─作者:馬超─出版商：中國財富出版社

（待續）